2005年1月18-21日
采访电话是余岚准备去上课的时候打到办公室的。对方听上去是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人，嗓音温柔，说话礼貌，自称是省台卫视一档读书栏目的编导。问过她是不是余岚，她确认后，对方说明来电意向：读书栏目正在进行一期聚焦省内民间写作的访谈节目，节目组的人翻到了那篇她投在文学杂志上的小说，看过她的简介后，跟编辑要来了她的联系方式，想请她聊聊对写作的看法，以及为什么而写作。
她不想接受这样的访谈，一来她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半地下式的，她也不想主动将它呈到台面上广而告之，二来她自感对“为什么要写作”这样的宏大命题持谨慎态度，怕说不好：说小了，容易沦为私密性的个人感悟，说大了，不免又是一通浅薄的泛泛之谈。
“余老师，听起来您是个很谦虚的作者。但我觉得，您不必有太多顾虑，就说出您写作时的真实想法和状态就好。”电话那头委婉的劝说，“您知道，很多人都喜欢读书，但因为喜欢读书转而去创作、还能坚持下来的人就很少了。我们这样的读书节目，其实节目经费少得可怜，找到一个适合的访谈嘉宾不容易的。
而且，这到底是一个省级电视台的节目，您上我们的节目，也多少能提升您的知名度，对您之后的文学道路是有帮助的。”对方说话时，并无任何高傲的口气，反倒让她觉得自己刚才的婉拒有些傲慢了。
最终余岚答应下来，对方定下了要过来的时间。此时上课铃响，余岚赶忙去到教室里。
该不该让节目组来学校呢？学生做题目的时候，她靠在讲台一侧的窗户边，回想自己刚才答应对方是不是过于贸然行事了。采访地点虽定在了办公室，但巴掌大的小镇上，这种事情一旦被人看见，免不了要被说上一番，传到秦源那里更是早晚的事情。然而真的有必要顾虑这些吗？过去的两个月，她已经走了很远了。
周锐和她告别的那天，加速了她的转变。她也不知道为何这种转变来得如此剧烈。
她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来投入写作，小镇周围，她所经历的人与事，都成了素材，经过变形和重塑的内在经验，悄无声息融进了她的写作中。写作也成了她对抗庸常生活的利器。她不想生活在这一潭死水里，写作成了拯救她的唯一途径。过去的几个月，她又有两篇小说成功发表在杂志上，其中一篇是第一次投稿的那家文学杂志，另外一篇则被另外一家人文杂志收录。
眼下，她又开始写新的短篇小说了，是那家人文杂志编辑的主动约稿，命题不限，随意发挥。这次，她不再叙述她家庭生活的无聊与苦闷。她想把和周锐——这个陌生来客——的几次对话，写成一篇小说，小说的名字她暂时称作《异类》。
完成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名字，但也许就是这个名字了。她甚至想过这次的小说将只有两个人的对话，从一场场漫长的对话中，两个角色开始渐渐熟络彼此。最初，角色之一，一个身居小镇的女老师可能还对着自己的梦想遮遮掩掩，后来，在一个外来者的启发下，她越来越坦诚和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想法，挑战小镇刻板的习俗生活。在他到来之前，她一个人孤身面对这里每一个劝她的人：你不要再写那些暴露家庭隐私的丑陋故事，你应该专心回到家里，准备相夫教子，乃至安胎备孕；你的生活要好过太多镇子上的女人了，老公没打过你，也没有生活压力，一切都那么完美，你没有理由不高兴和不幸福……如果她想听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她说出许多这样的陈词滥调。
尽管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漠然视之。可感觉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她也难免滋生怀疑：即便她坚信自己的理念是对的，那又能如何呢。没有人安静坐好，请她上讲台对自己的理念详细阐释。在这里，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对话，遑论两方就彼此的理念展开激辩了。她如果继续坚守自己的这一套，她会永远一个人孤军作战。他来了，在她受尽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以后，他来，只是让她坚信自己的那一套没有错，起码是值得为之一过的生活，那种珍贵的精神性的生活。只是这里不容忍她的这套理念罢了。
那一场场美妙的对话，常常让她恨天色黑得太早，她必须得回家了（她的丈夫会四处询问她去了哪里，事无巨细）。谈话的最后，发生在火车站，其实她是要上课的，但对话中得知，为了能赶上他离开的火车，她特地请了假。她知道，送他离开后，她又要一个人了。但她还是假装很开心，只是最后，她走遍了之前几天内她们对话时经过的每一处地方，一路下来眼中泛着莹莹泪光，直到看到了自己的家，她用纸巾擦干了自己的眼泪，佯装一切从未发生。
这篇小说的写作速度极快，那些新鲜的回忆和敏锐的感受，像是早已经存放在她的记忆中，只等她小心翼翼提取出来。她将这篇稿件寄到了那家人文杂志社。这次她甚至不像第一次那样，期盼着编辑的来信。仿佛只是写出来就足够了。她不再有意识地对抗秦源，她希望他会认为，他在那个带她去市里的周末所做的一切都起了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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